一场关于内卷的突围来了,事关8.8亿中国人!

2021-09-17 19:00:0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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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◎作者|青岩

  太阳升起,就会落下。“世界工厂”的狂飙也会有慢下来的一刻。

  减速,我们已经感觉到了。除了经济本身,还有其他。

  刚刚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大普查有这样一个令人瞩目的数据——2020年,中国人户分离人口规模达到4.93亿人。

  过往十年,中国人流如潮,南下东进。在故乡与他乡之间,追逐着梦想与更好的生活。有些人,犹豫彷徨,终为过客;有些人,劳作不辍,终于圆梦。

  这五亿人中,曾有3亿是农民工。在故乡与梦想之间的迁徙,他们成就了中国“世界工厂”之名,缔造了一系列属于这个国家的辉煌瞬间。

  过去十年,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,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;

  货物贸易超过美国,外汇储备长期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;

  中国财富500强企业数上升为世界第一;

  中国高铁里程独占全球70%;

  中国摩天大楼数量也占到了全球的近七成……

  还有,中国的消费者每年买走全球70%的奢侈品。

 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周其仁曾经用“水大鱼大”四字来形容这波澜壮阔的十年。

  然而,传统发展模式所能达到的极致也就这样了吧?七普几个关键数据明白指出:中国经济转型已迫在眉睫。

  第一是,中国正从人口红利期转入人口负担期。

  2020年,中国15-59岁人口占比较于十年前下降了6.79个百分点。

  随着适龄劳动力人口在2013年达到了峰值,以60岁以上人口数计,中国处于中度老龄化,如果以65岁计算,中国距离深度老龄化只差一只脚,社会负担骤升。

  世界工厂受到极大冲击,中国经济增速在过去十年中从10.6%降至6.1%,部分原因正缘于此。

  第二,虽说仍有8.8亿适龄劳动人口,但何处可以安放?

  七普数据刚刚出炉,我国16-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.8亿人,是一个不小的数字。

  2009年,“用工荒”首现中国。但这并非无人可用,而是“便宜的工人”不好找了,熟练工、高学历的人上升通道收窄。

  有统计,世界工厂的工人往往每天要工作10-12小时,每周工作66小时。一年下来,他们的工作时间相当于法定工作时间的2倍,相当于1个人当2个人用。

  伴随着房价、人工快速上涨,中低端产业开始大量外迁,返乡潮、内卷化相继出现,中高端人才也开始内卷。

  比如,《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》当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.86亿人,比上年减少517万人,这是2008年以来的首次下滑。

  第三,第二次人口红利关键是创新,但创新并不容易。

  不仅仅是大国博弈的中高端科技创新,对于中国这种人口大国而言,民生方面诸如应用技术、商业模式、管理理念的创新……对于普通人同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。

  因为,只有这一类的创新才能帮普通人应对产业转换这个最难熬的空窗期。

  这个时候,当政者也许会庆幸中国抓住了一些关键的红利,让我们在这个瓶颈期能够再度提升经济效率。

  最近,曹县火遍互联网。

  网上流传着各种段子——

  “宁要曹县一张床,不要上海一套房”;

  “我常常因为自己不是曹县人而感到自卑”……

  2020年,曹县GDP464亿元,在“中国县域经济百强”榜上有名,但实在算不上显赫。

  曹县的核心传播点是“逆袭”,背后折射出中国敢于以内循环为主的底气。

  10多年前,曹县只有一个“穷”,经济主要靠外出务工。2005年,曹县一年输出20万农民工,相当于全县人口八分之一,创造劳务收入17亿,占到全县GDP的30%。

  但今天,曹县集众多头衔于一身。国内最大的影视表演服饰、汉服生产基地,集中了上下游企业2000多家,原创汉服加工企业超过600家,分别占据了淘宝相关产品70%的销售份额,仅此两项贡献的GDP就接近100亿。

  此外,曹县还是北方最大木材加工基地,木艺企业高达6000多家,曹县生产的棺材享誉日本,甚至有“每个日本人都会需要一次曹县棺材”的说法。

  一个北方穷县怎么就摇身变成了全国百强?答案是全球最大的电商平台。

  一个叫任庆生的乡村电工2010年开的淘宝店,成交的第一单——36套服饰,赚了600元,拨动了历史的车轮。

  2013年,阿里巴巴注意到这座小城。如今,曹县成为全国仅次于义乌的电商村集群,拥有1.8万家淘宝店,124个淘宝村,跨境电商企业273家。

  ▲大集镇,是曹县电商的发起之地

  平台经济,也许是21世纪中国带给世界经济最大的冲击之一。不只是在规模,还有商业模式、管理方面。

  5月上旬,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,初步评估了新冠疫情对2020年在线零售的影响。

  疫情之下,全球电商整体迎来增长——

  全球在线零售,美国的份额从11%增加到14%,英国从15.8%猛增到23.3%,中国从20.7%增长到24.9%,韩国从20.8%增加到25.9%……

  中国及中国公司表现抢眼。

  在2019年,全球B2C电商交易额排名中,中国以15390亿美元排名第一,美国以12610亿美元排名第二,英国以2510亿美元排名第三。其中,在跨境B2C电商方面,中国以1050亿美元位列第一,美国以900亿美元位列第二,英国以380亿美元位列第三。

  在中美竞争中,我们很少在事关未来经济的方面可以像这么说,美国缩小了和中国的差距。

  在联合国贸发会给出的一份报告中,如果按成交额计算,全球前十大电商中,中国有阿里巴巴、京东、拼多多、美团四家。

 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在B2C领域,中国阿里巴巴的交易额是排在第二名美国亚马逊的两倍多。在刚刚过去的2021财年(2020年4月到2021年3月),阿里巴巴生态体系的GMV是8.119万亿人民币。

  在第一次人口红利衰退,第二次人口红利兴起的历史转换窗口期,平台经济在整合社会资源、提升经济效率方面,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。

  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,打开了中国人口流动的闸门,让大量的农民走出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,带来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城镇化红利。

  而当下的平台经济,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,打破了地域和城乡之间的鸿沟,为许多人提供了新的创业和就业空间。

  以曹县大集镇为例,迄今共有700多名大学生、7000多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、就业,大集镇还吸引了福建、江西的年轻人。

  在全国范围内,平台经济覆盖了中国村镇接近2.5亿人口。

  返乡潮、内卷,无处安放的青春——一道中国的宏大方程式有它的解法。

  曹县只是观察中国平台经济的一个小切口。

  在2015年,中国网红经济第一次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,年增长率达47%。在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乏力的时候,很多地方、很多行业巧妙利用平台成功开辟了“第二战场”。

  广州大源村是中国第一个“百亿淘宝村”。每平方公里GDP超过4亿元,25平方公里土地上有营业额过亿的商家10多个,超千万的50多个,百万级别的数千。

  这种经济、产值密集度,超过绝大多数中低端制造业和普通服务业。

  全村总共有17万人,电商全产业链经营人员超过10万,每天从这里发出的包裹大约有两三百万件。

  依靠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、资源优势、产业聚焦优势,当地人以为小店一开,黄金万两,一年一个爆款,就可以吃好几年,但真正做起来才知道没有什么是容易的。

  大源村不仅每个楼都可能藏着一个隐形富豪,关键是所有人都能在这里发现自己的价值,比如这里有4秒打包一个包裹,一天能打4000多个的中国最快打包手;还有在做主播时挖掘出自己不可替代性的前高铁乘务员。

  普通的南方村落,在平台的加持下,俨然就成为最富时代气息、最具能量的单元。

  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,深圳过去十年常住人口净增713.6万,广州常住人口净增597.6万,分列全国第一二位。这两个城市的人口增量占到全国总增量的18%。

  但广深的人口增量绝不仅仅来自那些高大上的白领产业。珠三角成为中国人口增长的大赢家,很重要的原因正在于,在这里每一个村镇里迸发出的巨大活力,和这些产业对就业的巨大吸纳能力。

  在中国,成就众多普通人、普通村镇的其实是他们自己。

  但如果没有平台,它们的产业升级、自我成就之路也许会推迟不少时间。

  平台经济涉及上下游各个环节,事实上凡是上规模的电商群落,往往需要实现高强度的专业分工,或者是在特定的垂直领域深耕,才能在中国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搏的一席之地。

  不说曹县了,山东菏泽、临沂、日照这些农业人口集中的地区,过去十年地方政府都是依托平台强化自我来实现经济振兴的。

  比如隶属菏泽的郓城县主打的就是农副产品。当地和北京的文化传媒公司合作,把一批种田能手培养成第一批“网红农民”,目前郓城县电商企业多达1500家。

  更典型的西安、长沙、重庆等内地城市,通过打造网红城市,带动了当地的旅游、休闲、餐饮行业更上层楼。

  更重要的是,在流量时代的大众传播中,平台成为中国本土品牌的孕育温床。近十年,中国诞生的销售额过亿的国货品牌,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。

  风投早已不再仅仅聚焦互联网,新的投资热点是新品牌,新消费。但如果没有互联网平台,新品牌、新消费的热潮不会这么快到来。

  天猫近日发布的《2021中国品牌发展报告》显示,2020年天猫新品牌的销售额是2016年的17.9倍;90后人均国货消费已经超过6000元,而00后群体对国货的消费增速超过了50%。

  这是2020年新消费品牌前100名的清单,涵盖了食品、饮料、服装、美妆、健康等日常生活领域的资本新贵。中国消费市场,迟早将会是中国制造的天下。

  这是打破“内卷”的一条必由之路,如果不能通过建立品牌走到产业链的更高端,中国制造就没有办法获得更高的附加值,而劳动者的收入也无法提升。

  “平台搭台,品牌唱戏。”像阿里这样的互联网平台为消费品牌的创业提供了最好的基础设施。利用这一套基础设施,品牌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在平台上实现“冷启动”,节省了大量在传统流通渠道的费用。在流动性整体过剩,房租成本日益高起的时代,它们可以通过成本相对固定的互联网平台,触达近10亿的消费者,成长的路径比传统品牌要短得多。

  中国的新品牌崛起的路径,是其他任何国家的产业链都难以复制的道路。外资消费品做到今天,经过了非常漫长的沉淀过程。但中国国货品牌,得益于中国制造的生产能力,及互联网平台在商业模式上的优势,不仅更快地触达消费者,而且以可靠的品质和更快的需求响应和产品迭代速度建立起心智。因此在创新上,这一届的新国货具有强防御力的属性。

  80后一代可能还记得日本服装、生活创意产品在中国攻城略地的历史,然而最近的十年,越来越多的日本创意产品在中国生存空间被挤占,以至于被迫回到日本内卷。

  这是只有在平台经济占优的中国,才能想象的场景。

  无疑,中国仍然处在一个大时代。

  但大时代,并非只属于大鱼,大鱼搅动的市场会给更多的小鱼留下充分折腾的空间。

  创新不只是一个环节,一个技术,而是要把所有新的要素重新进行有机组合。

  平台经济,之所以能够成就一众中国大企业,其核心原因就在于此。

  平台经济秀的背后,其实是中国庞大的数字新基建——

  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规模光纤和移动通信网络,行政村通光纤和4G比例均超过98%,截至2020年3月,中国网民规模为9.04亿,互联网普及率达64.5%。

  在此基础上,中国形成了人类商业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化大协同。这也反过来推动中国的大数据、云计算、5G、智慧物流等技术和平台的迭代更新。

  很多人可能只看到了大时代中的大鱼,却没有意识到背后的积累。

  从纯粹技术的层面来看,在计算机、工程学、数学、人工智能等互联网强相关领域,中美还有显著差距,短期内中国必然还是追赶者。无论从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来说,美国仍处于全球绝对领先地位。微软、Alphabet、脸书三家公司在过去6年的论文数(25,431篇)是中国阿里巴巴、腾讯、百度总和(5,040篇)的5倍。

  从衡量企业专利质量与价值的企业专利资产指数(PatentAssetIndex,PAI)来看,前六名中美各占其三。

  然而,从商业模式的层面来看,中国的平台经济却有着它非常独特的优势。像阿里这样的平台,以更低的成本,链接了中国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超大单一市场,并且给商家、品牌甚至村镇提供了巨大的创业空间。它帮助更多商家走向产业链的更高层次,也带动了经济效率的提升。

  高手竞争,差距常常在毫厘,能够加入这场战斗本身已经是一种殊荣。以平台经济为例,欧洲、日本甚至没有下场的资格。

  中美之间长期的战略博弈已然形成,科技竞争是中美竞争的一个面向,但从根本上来看两国博弈的天平还要取决于整体经济实力。

  经济实力是个多因性的产物,技术只是其中的一环,商业模式的创新和生产关系的优化,带来的生产力释放,其作用同样不容小觑。

  从根本上说,今天的国家博弈,也需要服从市场法则。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够形成一个高效的、能够不断驱动创新的机制,就不可能打破“内卷”,也很难在长期的博弈中胜出。

  中国平台经济怎样做到了它能做到的一切,以及为什么中国可以在这个领域后来居上?为什么决策层在推动强力监管的同时,仍然在强调要推动平台经济的“健康发展”?

  显然,好的商业模式也是核心竞争力。而这很值得人们静下心来思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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